我离开这座城市，是在妈妈下葬后的第七天。
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只带了一个行李箱，和妈妈年轻时的一张照片。
我去了南方一座临海小城。
那里有我大学时的导师。
她听说我的事后，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。
在一家公益康复机构做项目统筹。
一开始，我很不适应。
每天醒来，都还会下意识看手机。
怕护工打电话说妈妈发烧。
怕医院通知病情变化。
怕陆景珩又用医生的语气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
后来我才慢慢明白。
妈妈走了。
我也终于从那间病房里走出来了。
康复机构里有很多长期照护家庭。
有人照顾瘫痪的父亲十几年。
有人守着失语的孩子从幼年到成年。
我帮他们对接医生、申请补助、联系护理培训。
有一次，一个阿姨握着我的手说：
“小沈，谢谢你。”
“你比有些医生还懂我们家属的难。”
我笑了笑。
没说话。
我当然懂。
我太懂了。
懂病房外冷掉的饭。
懂缴费窗口排到发麻的腿。
懂医生一句“希望不大”能把人打碎。
也懂身边人一句“你该往前看”，有多残忍。
三个月后，律师打来电话。
医疗事故案一审判了。
林皎皎入刑。
医院赔偿。
陆景珩被吊销执业资格五年，终身不得担任急诊及神经外科核心岗位。
我听完，只说了一句：
“知道了。”
律师问我，要不要出庭听宣判。
我摇头。
“不去了。”
妈妈不会因为判决回来。
我也不想再把自己拖回那段烂泥里。
傍晚，我在海边散步。
海风很咸。
吹得眼眶有点湿。
我拿出妈妈的照片，轻声说：
“妈，结束了。”
“以后我好好活。”
浪花漫上来，又退下去。
像有人轻轻回应我。
那一刻，我终于哭了出来。
不是崩溃。
是告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