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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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上午，科长李国良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。
“小郑，坐。”他没看我，“昨天孙局长找我了。说你态度不好，不配合工作。”
“科长，我没有不配合。他的材料不全，按规章我不能调。”
“规章？”他抬起眼看我，“你知道孙建斌他爸是谁吗？”
“孙德茂，民政局退了十几年的副局长。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他把烟掐灭，“这个事，你给他办了。不就是盖个章吗？他又不是外人。”
“科长，我不能办，档案里没有的东西，我不能补。”
李国良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叹了口气。“小郑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。孙家在县里多少关系？你一个没背景的小科员，拿什么跟人家碰？”
“我拿档案碰。”
“档案是人管的。”他站起来，“你这么硬，我也保不了你。”
当天下午，我被调离了档案管理科。
新岗位是局门口的信访接待室——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部电话。专门负责挨骂。
闲话传得很快，卫生间里，隔间外面传来两个人的声音。
一个压着嗓子说：“就那个郑好，听说孙局长亲自来要档案，她愣是不给。人家什么身份？她什么身份？”
另一个接话：“人家孙局长他爸是孙德茂，退了休的老领导。她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科员，连个靠山都没有，也敢跟人家硬杠。”
第一个人笑了：“等着吧，过不了多久就得走人。”
我推开隔间的门走出来，两个人愣了一下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快步走了。
我没有辩解。
每天准时到信访室坐班。
第四天一早，我到信访室门口，发现门锁被人用胶水堵死了。换锁的师傅捣鼓了半小时，说这是故意的，不是偶然。
我没吭声，自己掏了八十块钱。
当天晚上，我妈在超市上班，店长突然通知她“临时减员”，让她先回去休息一周。
她问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，我说没有。
三天后，我妈打电话来，声音发抖：“好儿，你爸的鞋摊被人掀了。机器也搬走了。”
“报警了吗？”
“报了，人家说纠纷，让等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信访室里，翻着手机里的照片。
郑卫国的烈士档案上，配偶一栏写着赵秀兰，子女一栏写着孙德茂。
奶奶的户籍档案上，丈夫一栏写着不详，儿子一栏写着郑大勇。
还有一份年的部队登记函件。上面写着烈士郑卫国，配偶赵秀兰，子女郑大勇。
函件边缘有一行手写的铅笔字：“此件作废，以更正后为准。更正：子女孙德茂。”